熱愛祖國的相關(guān)辦報素材：魯迅愛國情懷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上世紀初的一天，一個中國留學生在異國的課堂上看到了讓他深受刺激的一張幻燈片：一個中國人綁在中間，將要被處死，圍觀的是前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也是中國人。這名年輕人由此決定棄醫(yī)從文：“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時，他叫周樹人，后來，他是魯迅，除了圍觀殺頭的意象一再出現(xiàn)在他的作品中，終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國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始于1918年那部堪稱振聾發(fā)聵的小說《狂人日記》。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于圍觀殺頭的國人們，他們行為的源頭在哪里?《狂人日記》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找到答案：“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狂人日記》的主角是“狂人”，所謂“吃人”論被視為譫語尚不足引起國人的惡感;到了1921年魯迅寫《阿Q正傳》，由于入木三分的刻畫，還在連載時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駁魯迅“丑化”中國、尖刻、惡毒的言論就甚囂塵上。確實，魯迅的話，讓太多人不舒服：“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記念劉和珍君》)，他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能做得了人的時代，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他說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瞞和騙”，從來不敢正視，即使知識分子也不例外，萬事閉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說中國人不但“不為戒首”、“不為禍始”，甚至于“不為福先”，就連動一只椅子腳都要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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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吶喊·自序》里魯迅曾剖白投入文學創(chuàng)作的原因：假如說中國是一間沒有窗戶、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是讓他們從昏睡陷入死滅，少點痛苦呢，還是大聲吶喊，喚醒幾個人起來反抗這個絕境?他選擇的是吶喊，因為，希望是不能抹殺的。也因此，他的“吶喊”，就不能不竭盡全力，直插要害。
魯迅最被詬病的是對傳統(tǒng)的“全盤”揚棄，這被稱為“偏執(zhí)”，曾被稱為“魯迅之子”的作家摩羅甚至在新著《中國人站起來》中說，魯迅對中國文化和歷史起到過誤導的作用，對中國后來的發(fā)展種下了帶毒的種子。魯迅是說過“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ⅲ刂葡傻�，全部踏倒�?rdquo;，但請不要忘記，他說這些話時的語境：當時的中國，內(nèi)憂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經(jīng)證明行不通，社會亟需變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現(xiàn)出如此激烈的態(tài)度，如何能觸動昏睡已久的國民?而且也請不要忘記，魯迅的舊學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東京的時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門下學《說文解字》。魯迅何嘗不能做過著閑適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樣?但他選擇做那個不討好的批判者，正說明他對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時時警醒于國民劣根性的。1927年，來中國考察的瑞典學者斯文·赫定委托劉半農(nóng)等給魯迅寫信，稱擬提名魯迅角逐諾貝爾文學獎。魯迅的答復是，“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就格外優(yōu)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jié)果將很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