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辦報內(nèi)容：中國古代哲學使命

　　中國古代哲人，脫胎于巫史。經(jīng)過“絕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幾個歷史具體事件，天命神學的信仰體系逐步動搖，直至崩潰。作為中國哲學開端的幾個標志性事件，叔興論“陰陽”“吉兇”，伯陽父論“地震”，史伯論“和同”，史墨論“陪貳”，都是周天子或諸候國君的史官、大夫們解釋自然或社會現(xiàn)象。在這里，舊式的巫史一變而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給出宗教神學解釋的巫史們，卻拋棄了依賴卜筮的專業(yè)手段，不再訴諸鬼神天帝，而是試圖用理性給出合理的解釋，從而宣告了中國文化從宗教母體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國哲學-思想這一嶄新文化樣式的誕生。由于他們身為巫史的獨特身份，他們雖有閑暇，但卻不是追求純粹知識的“愛智者”，他們也解釋自然現(xiàn)象，但關心的重心卻總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無非是為“人事”給出一個較為圓滿的解釋系統(tǒng)，以解決在宗教天命觀念坍塌之后思維世界中無法可依的彷徨。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手抄報

　　中國哲人出現(xiàn)的具體歷史機緣，既造就了中國哲學的性格，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個性。中國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國哲學具有鮮明的入世品格;中國哲學關心的重心在于人事，使得中國哲人總是飽含憂患。“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易傳》作者對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會心體認。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國人又富于理論思維傳統(tǒng)，他們雖然關心的重心在于人倫日用，但他們總是尋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據(jù)。“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學術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覺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