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楚策二
《戰(zhàn)國策》，又稱《國策》，為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原作者不明，一般認為非一人之作。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卷十五·楚策二，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一、魏相翟強死章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于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其七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于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mào)首之仇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二、齊秦約攻楚章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為質(zhì)。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于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齊]恐，必不求地而合于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三、術(shù)視伐楚章
術(shù)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于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為公令(辛)[羋]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瘎t公之兵全矣。”
四、四國伐楚章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睢]不欲�；戈盀檎仰轮^楚王曰：“雎戰(zhàn)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于戰(zhàn)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zhàn)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zhàn)。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五、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庇种^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于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玩)麗好玩習音者，以歡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nèi)之楚王，楚王必(愛)[受]，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于)[子]。楚王惑于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愿委之于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nèi)擅楚之貴，外結(jié)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
六、楚王將出張子章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
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
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gòu)兵而戰(zhàn)。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七、秦敗楚漢中章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八、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章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zhì)于齊。懷王薨，太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碧尤�，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來]反，(王)[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后不可以約結(jié)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zhàn)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于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于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Ｒ姽讶嗽唬骸豢膳c也，常請守之�！幰姽讶嗽唬骸豢膳c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于秦�！讶苏l用于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蓖踱鋈蛔魃唬骸昂沃^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fā)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于齊;發(fā)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于秦�！蓖踉唬骸吧啤！蹦饲沧恿急鲍I地于其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于秦。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萬，弊甲鈍兵，愿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愿待戰(zhàn)�！饼R王恐焉。
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九、女阿謂蘇子章
女阿謂蘇子曰：“秦棲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wù)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碧K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于蘇子。
內(nèi)容簡介
《戰(zhàn)國策》主要記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筑擊秦始皇”，共245年間，戰(zhàn)國時期的縱橫家（游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或者說記錄了當時的縱橫家游說各國的活動和說辭及其權(quán)謀智變斗爭故事。內(nèi)容以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動情況和社會面貌。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tǒng)一。戰(zhàn)國時期占有絕對比重，不記載前代舊事。有人認為劉向選取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起止時間。由于曾歷經(jīng)包括宋、元、明多個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補，加之傳抄和翻刻時的錯訛�，F(xiàn)存版本與最初版本差別可能很大。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十二國的“策”論。約十五萬字。
《戰(zhàn)國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全書沒有系統(tǒng)完整的體例或主線，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據(jù)稱形成之初便有多個版本。
據(jù)說西漢劉向在校理皇家書庫時，對所見的“中戰(zhàn)國策書”，包括六種記載戰(zhàn)國縱橫家說辭的作品，即所謂的中書六種，包括《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語》《修書》，和“國別者八篇”等材料進行了編撰。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zhàn)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nèi)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說也”，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zhàn)國策》，名稱沿用至今。
書名戰(zhàn)國指時期，這點并無多少異議。爭議點主要在“策”字上，劉向在給皇帝呈奏的《書錄》中云，該書是有關(guān)“戰(zhàn)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因而定名，書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謀”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學者依然對書名的含義產(chǎn)生了質(zhì)疑，如葉德輝和王國維認為“策”應為“簡策”之意，“策”有長短，故又名《短長》。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策略”。
《戰(zhàn)國策》成書以后，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其作注。但由于此書一直未受到學術(shù)界的重視，因此到了北宋時，已經(jīng)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訪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補足了三十三卷的簡數(shù)。南宋時期，姚宏搜羅了尚能見到的版本，在曾鞏版本的基礎(chǔ)上，重新校訂整理并加注釋，被稱為“站本”。和姚宏同時的鮑彪也進行編訂并注釋，元代學者吳師道為其作補正，一同流傳，但鮑本質(zhì)量上并不如姚本�，F(xiàn)今所見到的版本，多屬姚本。
創(chuàng)作背景
歷史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zhàn)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quán)……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jù)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破壞并最終被廢棄，鐵制農(nóng)具和畜力出現(xiàn)，私田大量產(chǎn)生，產(chǎn)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農(nóng)，“公田不治”，“私田”開辟，冶鐵業(yè)和水利工程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得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產(chǎn)能快速增長，傳統(tǒng)的社會秩序被不斷打亂、打破，社會底層的民眾與貴族的人身依附關(guān)系相對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隨的賦稅制度動搖，私有工商業(yè)嚴重沖擊著“工商食官”的壟斷局面。束縛手工業(yè)、商業(yè)的體制失去支撐。冶金業(yè)、制鹽業(yè)、手工業(yè)、交通業(yè)繁榮起來。商業(yè)打破地域、行業(yè)、人員限制而逐漸興盛，商人的經(jīng)濟訴求突破了國家地域，擴大到各個區(qū)域，有些商人憑借經(jīng)濟實力還躍身高層，導致“小農(nóng)經(jīng)濟成為立國基礎(chǔ)，各國政權(quán)組織相應的發(fā)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tǒng)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嘆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這種社會經(jīng)濟基礎(chǔ)發(fā)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筑的變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為中心的國家聯(lián)盟逐漸解體，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志，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爭霸戰(zhàn)爭頻繁，整個社會已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時代的變易，導致了原先春秋時代天子與霸主共同維持的諸侯之間相對和平的局面消失，當時的各國，“捐禮讓而貴戰(zhàn)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zhàn)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試行“胡服騎射”，開始變法。經(jīng)過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祿制被廢除，按勛封爵、選拔官員制度被確立。
這一時期，社會結(jié)構(gòu)發(fā)生巨變，最有代表性的是作為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繼承者和新興社會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階層的崛起。戰(zhàn)國時期，舊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迅速瓦解，奴隸主階級日趨衰亡。經(jīng)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nóng)民獲得了自由，自主意識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地主階級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斷提高的經(jīng)濟水平也使部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產(chǎn)生了文化的要求，脫離土地束縛的農(nóng)民有可能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zhàn)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fā)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fā)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同時，各諸侯國和各個勢力集團基于各種目的也在千方百計搜羅人才。在這種大的歷史環(huán)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guān)注政治和自身發(fā)展，并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fā)展和新的社會現(xiàn)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tǒng)，于是在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guān)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quán)勢地位的人之后，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安呤俊奔瘓F或階層開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產(chǎn)生了劇烈的動蕩，宗法制解體，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與宗法制的解紐相應，盛行五個多世紀的禮樂制度逐漸衰落。禮制崩潰，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諸侯大夫的宴會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鐘鼓賦詩的雍容風雅�！胺ㄖ巍贝媪恕岸Y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jīng)行不通了。如劉向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shè)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zhì)，重約結(jié)誓，以守其國。故儒術(shù)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quán)謀之徒，見貴于俗�！�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guān)系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xié)調(diào)，而戰(zhàn)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斗，一直不斷地反復地進行斗爭。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tǒng)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jù)的局面，兼并戰(zhàn)爭以空前的規(guī)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痘茨献印酚醒浴傲鶉T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nèi)，守其分地，握其權(quán)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quán)，勝者為右�！�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zhàn)略思想，外交戰(zhàn)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shè)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游說之士登上了歷史舞臺（司馬遷則認為“務(wù)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zhì)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睋Q言之，他認為“長短縱橫之說”的興起使得各諸侯國之間出現(xiàn)誓盟不信、符信失約的'現(xiàn)象，而縱橫家就是這些“長短縱橫之說”產(chǎn)生的主體。），左右了戰(zhàn)國中后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游說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游說，他們的說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yè)。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jīng)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畢竟策士面對的是能夠隨意操控生死大權(quán)的人，他們的游說是有一定的冒險性質(zhì)，稍有不慎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以說，游說人主某種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們要膽識過人才行。不提對著秦王敢說出“布衣之怒，天下縞素”的唐雎，即使是“詐偽反復”之如張儀，也具有這種過人的膽識，這也正是這個時代讓后人欽佩的原因之一。
不過游說一過程并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游說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游說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了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著要成長為合格的游說之士，需經(jīng)過長時間專業(yè)的學習和培養(yǎng)。幸好戰(zhàn)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xiàn)空前繁榮的局面，“禮崩樂壞”之后，春秋時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發(fā)生了變化，“舊法世傳”分解為私門之學，“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shù)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游說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煉自己：一是鍛煉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鑒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準確分析當下復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游說方式，養(yǎng)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二是培養(yǎng)游說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游說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某些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稇�(zhàn)國策》的原稿或者說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游說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nèi)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編撰
《戰(zhàn)國策》的最初版本已無法考證，只能推斷為部分人基于各種目的將體現(xiàn)游說策士的政治主張、斗爭策略的論辯及游說辭令記載收集起來，讓縱橫家們復雜的思想內(nèi)容和敷張揚厲的說辭流傳于世。這一過程中最早的編者可能基于當時的一些重要史實和游說談資為基礎(chǔ)，有意無意甚至可能很隨意的改竄增刪，并夾雜了不少擬作。這降低了原書的史學價值，卻提升了文學價值。
到漢朝時，諸子百家的典籍折損很大，特別是經(jīng)歷了戰(zhàn)國時的真?zhèn)渭姞帯⑶貢r的幾近滅頂，已經(jīng)混亂駁雜、真?zhèn)坞y辨，于是“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孝武帝時，則“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而到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nóng)求遺書于天下”。在這般背景下，書籍的創(chuàng)作、流傳和整理工作便會難度加大，偽作頻出，更兼有其它亂象，需要仔細辨別。到漢成帝時，各種書籍的藏本數(shù)量大增，便需要有聲望的飽學之士承擔整理工作。劉向?qū)僮谑�，又是當時公認的名家大儒，便順理成章地承擔了典籍的整理工作�！稇�(zhàn)國策》便是在古書典籍大規(guī)模整合的境況下出世，劉向在每一部書校對完成，便會梳理內(nèi)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稱《劉向別錄》，其中《戰(zhàn)國策敘》記錄了《戰(zhàn)國策》整理成書的過程“所校中戰(zhàn)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換言之，成書之前的《戰(zhàn)國策》是大量內(nèi)容錯亂、互相重復甚至沖突的檔案資料，而且原始資料書號不一，編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劉向做了細致復雜的編纂工作后，編成《戰(zhàn)國策》一書的最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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