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卷一百九十九志第一百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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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盭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仇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稌�》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yuǎn)罪，導(dǎo)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陵遲，禮制隳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于是作為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shí)躬自折獄慮囚，務(wù)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同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xí)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yán)，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于犯法，而致治之盛于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并進(jìn)，刑政紊矣。國(guó)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系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摭其實(shí)，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shí)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tǒng)》三十卷并頒天下，參酌輕重為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guó)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wù)等芟其繁亂，定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準(zhǔn)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為《儀制令》一卷。當(dāng)時(shí)便其簡(jiǎn)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農(nóng)田敕》五卷，與《敕》兼行。

　　仁宗嘗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何為不可?"于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余條，悉附《令》后，號(hào)曰《附令敕》。天圣七年《編敕》成，合《農(nóng)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余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既頒行，因下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jīng)，而數(shù)動(dòng)搖則眾聽滋惑，何以訓(xùn)迪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qǐng)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以聞。"然至慶歷，又復(fù)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后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總?cè)�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

　　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內(nèi)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為《祿令》。三司以驛料名數(shù)，著為《驛令》。琦又言："自慶歷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至四千余條，前后牴牾。請(qǐng)?jiān)t中外，使言《敕》得失，如天圣故事。"七年，書成�？偳О税偃�十四條，視《慶歷敕》，大辟增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六。又別為《續(xù)附令敕》三卷。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外。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議更定，擇其可恒采者賞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十有六卷，復(fù)下二府參訂，然后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jìn)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于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又曰："禁于已然之謂敕，禁于未然之謂令，設(shè)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修書者要當(dāng)識(shí)此。"于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級(jí)凡五等，有等級(jí)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guān)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者皆為式。

　　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shí)，蓋已屢變。宜取慶歷、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xì)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fù)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后沖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

　　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后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后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復(fù)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毀之。

　　徽宗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于奉行。蔡京當(dāng)國(guó)，欲快己私，請(qǐng)降御筆，出于法令之外，前后牴牾，宜令具錄付編修敕令所，參用國(guó)初以來?xiàng)l法，刪修成書。"詔從其請(qǐng)，書不果成。

　　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duì)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hào)《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fù)引用。監(jiān)察御史劉一止言："法令具在，吏猶得以為奸，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時(shí)在京通用敕內(nèi)，有已嘗沖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張柄言，亦詔刪削。十年，右仆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xù)降條冊(cè)之中，修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并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