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的夜生活

　　生活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的宋人，卻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時，不視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約，在如此寬松的時代下，宋朝人有著豐富的夜生活則不出奇了，接下來一起看看宋朝人豐富的夜生活。

　　宋朝豐富市集

　　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義遠不止此，嚴復曾說過：“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這才是我們認識宋朝的真諦。

　　北宋的首都開封，人口過百萬，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的首都長安，占地面積大于開封，人口也過百萬，但“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坊和市分開，實施封閉式管理。日暮鼓動，坊市禁閉，路人絕跡，唯有邏卒。宋朝的首都開封和杭州，則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沒有營業(yè)時間和營業(yè)地點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人來客往，買賣興旺。“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鲞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在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你看不到唐時長安那堂皇氣派的王者風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競競營營，店鋪之財源滾滾，車馬之喧囂過市，仕女之豐彩都麗，文士之風流神韻，建筑之鱗次櫛比，街衢之熱鬧非凡，絕對是唐朝的長安、洛陽見不到的繁榮發(fā)達景象。

　　宋朝以前的城市因為宵禁幾乎沒有夜生活，太陽一落山，鼓樓擂響的“閉門鼓”就開始催促街市上或者小酒館里喝酒嘮嗑的閑散人員趕快回家。如果耽擱了，只能等到次日早上鼓樓敲響“開門鐘”之后再回家。假如“閉門鼓”敲過你還在街上晃悠，被巡警抓到了就是“犯夜”，等待你的是二十軍棍。

　　到了宋朝，五谷豐登國泰民安，物質豐富了精神需求就多了，無論是宮廷夜宴還是文人墨客的雅聚清談，都讓宵禁的`晨鐘暮鼓敲打得意興闌珊。于是，大宋王朝的首席執(zhí)行官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以開放的胸襟和氣度一聲令下解除宵禁，東京開封從此變成了一座不夜城。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樊樓之上鶯歌燕舞旖旎風流讓多少人流連忘返樂不思蜀不必贅述，據說有位首席執(zhí)行官在此找到了紅顏知己。普通市民的夜生活也開始變得豐富多彩，忙活了一天之后，三五好友到街上喝茶、聽說書，各種小吃云集在鼓樓腳下，在夜色里，在水霧蒸騰的光影里散發(fā)著誘人的香味。人來客往，通宵達旦，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在多姿多彩的夜生活里節(jié)節(jié)攀升。

　　兩相比較，宋朝經濟之繁榮，物資之豐富，商業(yè)之發(fā)達，遠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帶來了天壤之別——后者可說是開啟了全日制的中國。一個實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給精神帶上了枷鎖，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無從談起。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飛猛進的姿態(tài)，創(chuàng)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財富，應該說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還給老百姓的結果。某種程度上，這有點類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不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調動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現的改革奇跡一樣。人心齊，泰山移。人的能動性要是激發(fā)出來，確實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難怪日本歷史學家內滕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宋朝是近世的開始。

　　因此，宋朝絕非是積貧積弱、恥辱蒙羞的王朝。積弱是事實，恥辱蒙羞也是事實，北宋最后兩個皇帝被敵國捉走當了俘虜，死在異國他鄉(xiāng);南宋第一個皇帝被打敗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數第三個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個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負著跳海。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再沒有比兩宋王朝更讓人泄氣的了。然而在強敵壓境，戰(zhàn)亂頻仍，俯首服低，花錢買和平的三百年間，宋朝人卻創(chuàng)造出經濟上的極大豐足，文化上的極度輝煌，這是他朝難以望其項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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