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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的為人處世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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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的為人處世道理1
《晏子春秋》中曾記錄這樣一個故事：晏子受命治理東阿三年，齊景公將之召回并責備說，以為你有才能才派你去治理那個地方，卻越治越亂，應(yīng)予嚴懲。晏子請求再給他三年時間，三年以后若無成效，甘愿赴死。景公允諾。尚未到三年，晏子就得到了景公的祝賀，說他治理得很好。晏子卻并不領(lǐng)情，說，前面治理東阿，不吃請不納賄，把池塘里的魚都分給貧窮的百姓謀生，百姓沒有一人忍饑挨餓，您卻認定我有罪;這一次，改變前面的作法，對那些囑咐托情的準許，給周圍的人以行私的方便，接受賄賂，而且加重賦稅，池塘里的魚，歸入權(quán)勢之家，挨餓的人過半，您反而向我表示祝賀，我真是愚不可及，請讓我回老家吧，你另請高明。景公連連向他道歉，表示不再干涉他對東阿的治理。
看來這為官之道里面“做事”與“做人”的悖論早就存在。做事者全部心思用在為百姓大眾謀福利，關(guān)心他們的疾苦，傾聽他們的心聲，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雖然工作成績卓著，但卻寂寂無名;相反那些會“做人”者，只做表面文章，搞關(guān)系托人情，會炒作善包裝，不失時機顯露表現(xiàn)自己，名聲叫得挺響，職務(wù)升遷很快。其實這也好理解，因為一心不能二用，只顧埋頭做事，眼睛向下，哪里顧得上結(jié)交關(guān)系，疏通門路;而整天琢磨跑門子托關(guān)系，哪里還有精力干正事、實事，就得靠弄虛作假來巧飾偽裝。長此以往，勤勤懇懇、埋頭苦干、不事張揚的人有可能被遺忘;投機取巧、嘩眾取寵、沽名釣譽的人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那么只知做事的人長期得不到肯定與鼓勵，心理就會失去平衡——有捷徑可走，何必去吃苦受累，于是不通過做事而是靠其他歪門邪道上來的人會越來越多。
會“做人”還意味著對某些特殊的人物予以關(guān)照，甚至是不惜損害國家與普通民眾的利益來滿足他們的不合理要求，因為他們身居要職，他們神通廣大，他們的褒貶毀譽能決定一個人的前程，對他們的關(guān)照似乎就是對自己未來的投資�？蛇@是慷國家之慨，損大眾之利，收買一點可憐的虛假的脆弱的“人情”，經(jīng)不住時間與實踐的檢驗。這樣的人也許會一時得逞，卻絕對不會走遠，甚至會為此付出可怕的代價。
用什么樣的標準來考察衡量一個領(lǐng)導干部的政績，是靠“事”還是靠“名”?而這“名”是如何得來的?是靠老百姓的口碑還是其他途徑得來的虛名?在這一點上，孟子有一段話值得我們借鑒，他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領(lǐng)導身邊的和他手下的人都說好不足為憑，也許他收買了他們呢，他們已得了好處自然替他說話;那么什么才是最可信賴的?“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比珖睦习傩斩颊f他好，總該沒問題了吧?!還不夠，還必須做一番深入實際的調(diào)查研究工作，發(fā)現(xiàn)這個人確實名副其實，才可相信。另一方面，對待否定的意見也應(yīng)該遵循這樣的原則，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再加以周密細致的實地考察，才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晏子與孟子都是生活在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代，但他們的故事與思想主張對我們今天考察選拔任用干部依然具有啟發(fā)意義。
《晏子春秋》的為人處世道理2
一、《晏子春秋》處世思想闡釋
“明哲保身”最早見于《詩經(jīng)·大雅·烝民》中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即深明事理，充滿智慧，善于保全自己，晏子將這一思想加以發(fā)展，并以中庸思想為指導，運用到君臣關(guān)系和對財富的認識上，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1.辭不為臣，退而窮處
《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上第一》中，晏子在看到齊景公信任重用善進讒佞、巧言諂媚的人時，在勸諫未果后決然請求辭職離去：“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zhí)又�。”[1]1便是晏子在對齊景公的“親小人，遠賢臣”而倍感無望后及時脫身的諫言。在《晏子春秋·內(nèi)篇諫下第二》中，晏子因景公出游并征發(fā)勞役耽誤春耕勸阻而未果，于是提出“臣聞忠臣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逝矣”[1]2，亦是晏子在預見到君王的放縱驕奢終會危及國家安危時選擇脫身的體現(xiàn)。同樣，晏子見莊公不采納合理的治國方法，以及不聽勸阻執(zhí)意攻打晉國時，便“退而窮出處”，不盲從奉承君主，及時順勢脫身，遠離朝政，而不與莊公“身及崔氏禍”，實為一種安于亂世、善存其身的真實表現(xiàn)。在看到景公不明事理，昏庸無能，因自己扶助貧苦百姓而怪罪，因受賄賂、重賦稅、諂媚近臣而致賀，因此對景公感到絕望，從而以自己愚笨無法治理而請求告老還鄉(xiāng)，“避賢者之路”，則是晏子在看清君主的昏聵不明、是非不分的愚昧后明智地選擇及時脫身，保全自己的智舉。在意識到景公任意聽信讒言時，也以“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1]3為由，辭官離去。
2.順則進，逆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在談及對忠臣如何侍奉君主的看法時，晏子的言語直接體現(xiàn)出他的明哲保身之道。在《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上第三》晏子與景公的對話中，晏子便直言忠臣應(yīng)當“有難不死，出亡不送”[1]4，并在面對景公的質(zhì)疑時提出：“……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不能與君陷于難”[1]5，從這一番因果邏輯推理也可以看出晏子的為人處世哲學在于明哲保身，即作為臣子應(yīng)當善于向君主提供善言，使君主避免危難;而在危難之時則要及時脫身，不必與君主共陷災難。同篇中，在與景公有關(guān)忠臣德行的對話中，晏子以個人意愿為標準提出忠臣的為官之道，“順則進，逆則退，不與君行邪也�！盵1]6認為不盲從、不助長君主行奸邪之事也是忠臣的體現(xiàn)，順勢而為、逆勢隱退，根據(jù)自己的意愿選擇為官與否。同樣，在吳王提出臣子如何根據(jù)國家的情況選擇去留時，晏子則是全面闡述了他的進退觀，“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盵1]7當君主遵循正道，國家政治安定，臣子便可居官任職;若為相反，臣子則不必貪戀俸祿，需及早脫身，選擇明哲保身。
3.不庶幾，不要幸
當叔向問晏子如何保全自身時，他指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后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沒有貪婪之心，得到應(yīng)當?shù)玫降模磺笠馔獾孬@得，則可謂晏子的保身固位哲學。在齊莊公不采納晏子意見并逐漸遠離他時，晏子并沒有因自己不得志而寡歡，而正相反，他則是替莊公即將到來的災禍而感到嘆息，為自己能保全自身而感到欣慰。并且面對他并未為君殉死的質(zhì)疑，晏子則以自己的處世哲學提出保全君主不能把出亡看作好的品行，建立功勛不能把死看作節(jié)義，正因此才最終得以保全自身，安存于世。另外，晏子的'崇尚節(jié)儉亦是他的處世哲學，對于財富并不貪婪腐化，僅得到屬于自己的一部分，甚至主動拒絕賞賜以求信任，從而堅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子尾對晏子拒受景公賞賜食邑的行為表示不解并提出質(zhì)疑，晏子則回答道：“……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盵1]8可以看出，晏子認識到高官俸祿、榮華富貴浮華的背后所隱藏的對權(quán)利地位和身家性命的潛在威脅。面對意外降臨的巨筆財富，晏子并未因此被沖昏頭腦，而是冷靜地看待利益的尺度，不貪求多得，唯恐欲望膨脹導致無法保全自身，“足欲，亡無日矣�！逼ぶ淮�，毛將焉附，因而把保全自身放在首位。財富只能給人帶來災禍，而儉樸才是安身所在，在其政治生涯中，晏子堅持儉樸的生活，以此獲得齊君的重用和百姓的信任，并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二、《晏子春秋》處世思想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
認識一個人的思想需要回到其所處的那個時代。晏子處世思想產(chǎn)生深受其生活時代的影響，特別是當時齊國國力衰敗、君主昏庸無能和政治腐敗等因素的影響。
1.齊國內(nèi)憂外患的季世之態(tài)
晏子身處齊國末世，這一時代背景促使他產(chǎn)生守身保全之感。他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是在春秋晚期，這一時代是動蕩不安的年代，春秋戰(zhàn)國過渡，動蕩不安，舊的奴隸制度即將瓦解，新的社會制度尚未形成。當時晏子任相的齊王室可謂是面臨嚴重的內(nèi)憂外患。在內(nèi)，齊國政權(quán)日漸沒落，公室衰微，呈現(xiàn)一片“禮崩樂壞”的衰落景象，卿大夫爭權(quán)奪利，甚至出現(xiàn)臣貴君賤的殘局。此時以田氏為代表的新興的私門與衰退的公室形成強烈的對比，這一股春風后的新生勢力逐漸擴大，使得國內(nèi)政治、經(jīng)濟矛盾日益尖銳，嚴重威脅齊王室的發(fā)展，面對此種鮮明的情形，晏子因此產(chǎn)生田氏代齊的預見性看法。在《晏子春秋·內(nèi)篇問上第八》中晏子指出：“田無宇之后為幾”，認為田氏將會是齊國的接替，而在《內(nèi)篇問下第四》中，叔向問齊國的情況，晏子則是明確指出齊國拋棄百姓，不得人心，已經(jīng)是面臨季世，“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1]9因此在看清齊王室衰微的現(xiàn)狀基礎(chǔ)上，晏子形成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在外，強敵虎視眈眈而齊君不知，本就強大的晉國又異軍突起，蓬勃發(fā)展，而對于天下諸侯競相發(fā)展的趨勢齊君卻無所作為，這內(nèi)憂與外患合力一同使得齊王室的政權(quán)岌岌可危，從而促使晏子在認清現(xiàn)狀后及早逃脫這個政治旋渦，選擇保全自身。
2.齊君昏庸無能，政治腐敗
齊國日漸衰退，三位齊君亦不理朝政，晏子面對這一現(xiàn)狀必然會失去信心，產(chǎn)生明哲保身的想法。他輔佐的第一位君主齊靈公專橫跋扈，不顧大局廢太子光而選擇寵姬子嗣為儲君，剛愎自用、枉顧禮法，使得原本動蕩的政局更加混亂。第二位君主莊公，雖說在崔杼擁護下繼位，但他昏庸無能，窮兵黷武，荒淫度日不理朝政，被崔杼專權(quán)。而景公則是奢侈腐化，整天縱情享樂而不管百姓，建造富麗堂皇的宮舍，后宮亦是“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1]10。各貴族則是掠奪百姓，濫用民力，“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且橫征暴斂，使得奢靡之風盛行，齊國因此與得民心之路背道而馳，百姓叫苦不迭。晏子在認清齊國的失民心現(xiàn)狀后，雖竭力向景公倡導民本，但卻無法改變已經(jīng)病入膏肓的齊國的狀況，因而在絕望后選擇明哲保身。晏子輔佐的齊國三位君主皆是不顧道義，腐敗無能，就連孔子也認為，“靈公污……莊公怯……景公侈……”[1]11并且蘇轍也指出，“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yè)不足道”[2]�？梢哉f，從君主的品行作為可以看出國家的未來發(fā)展狀況，齊國三位君主皆昏庸無能，晏子在深知他們的品行之后也數(shù)次預見到齊國的衰敗之勢，因而他審時度勢，順進逆退、明哲保身思想順之產(chǎn)生。
三、晏子處事思想對后世影響
晏子明哲保身的處世思想是其整體思想的基礎(chǔ)，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晏子不僅得以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施展自己的抱負，還在激烈的政治爭斗中得以保全自身，并對后世產(chǎn)生深遠影響。
明哲保身這一處世思想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及其弟子的言論中也有較為明顯的體現(xiàn)�？鬃釉唬骸拔０畈蝗� ，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3]�？梢钥吹�，儒家學者在保全自己層面上的看法是與晏子一樣的，但儒家是將“守禮”作為保身之道，從而提高了“禮”的地位，促進了儒家學派的發(fā)展[4]。在戰(zhàn)國時期明哲保身思想的影響繼續(xù)發(fā)展，《戰(zhàn)國策》中的“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5]亦是靈活的守身自保處世態(tài)度的體現(xiàn)。
在魏晉時期以至兩宋，明哲保身思想亦得到不斷發(fā)展，在家訓中就足以考察到這一思想的存在。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顏氏家訓》中明確指出了養(yǎng)生需先保身的思想：“夫養(yǎng)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養(yǎng)之�！逼涫菍γ髡鼙Ｉ淼陌l(fā)展，指出養(yǎng)生必須先避免禍患加身，方才能談養(yǎng)生。宋代《朱子家訓》中：“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凡事當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滨r明體現(xiàn)了應(yīng)付亂世的保身思想。即使是在現(xiàn)代復雜的社會關(guān)系中，也同樣得到發(fā)展，成為人們保護自我的實用準則，為人們的生活態(tài)度和行為提供了倫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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