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做一件事
出生之前，外公已然駕鶴西行，對外公的印象都是阿婆給的。左手舉著一根煙，幾乎沒心思抽一口，直燒到手指才把他掐滅。腳踩在白銅腳爐上，一支毛筆寫個不停每當我做功課三心二意，阿婆便跟我講外公是怎么寫南明史的。外公一生只做了這一件事。
從事新聞工作之后接觸了不少學術大拿、教授博導，才深悟到專注地做學問、坐冷板凳有多難。更別說當時的知識分子忙于戰(zhàn)亂逃亡、生存應酬了。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的人我知道的只有外公。
對他的判斷，也是先認為他很書呆子，只知道埋頭著書;后認為他智力不夠，無法八面玲瓏于學界與官場，不能發(fā)動學生、周圍人共同快速成書。直到讀過他原稿第一部分，才大致理解了一些他的心意。
隨著閱歷增加，近些年參加了奧運、世博報道，才逐漸明白，南明史和外公對于史學界、學術界的意義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明白了南明史真正承載的價值為何被史學大師顧頡剛提到與二十四史相當?shù)牡匚弧?/p>
從悲劇中看治亂規(guī)律的歷史K線圖
中華民族的治亂規(guī)律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心中，是個大問題。他們關注民族命運比當代人揪心股市更甚。有人曾在股市掉到千點之下時兩腿發(fā)抖，每天對比日線圖、周線圖、年線圖，夢想著觸底反彈，又擔心更大面積的崩盤。而他們，面臨著民族的生死存亡，內心更加慌亂無著。那時的中國人都需要一個大勢圖，以此判斷是不是到了歷史K線圖的谷底，馬上就要攀升了?還是會跌的更慘?
治亂循環(huán)說有規(guī)律，卻不那么好掌握。外公的一些師友提點，明末或許與當時的中國有相似之處。
因此，在多數(shù)人被動等待命運路線圖指示的時候，外公主動出擊，決定畫出一張明朝末年民族的跌線圖。但難度可想而知。盛世治史，研究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是歷史的顯學，正如大家都議論在股市掙錢，誰也不提賠錢的心理是一樣的。而跌線圖的素材都被歷史淹埋，經過清朝文字獄，知道真相的人也都咬著牙離開了人世，工作量奇大。所以，柳亞子先生搜集大量信息史料，醞釀多時，卻終未成稿。
日本人侵略中華之前陰謀策劃了100多年。他們早期就把老師定位成女真人，一直對清朝的崛起史極度感興趣。女真彈丸之地，小小一支人馬，卻長驅直入，將整個大明的花花江山生吞活剝又消化良好。那整套作戰(zhàn)部署、統(tǒng)治哲學都成了日本上層學習的教材。后來，他們又以建造滿洲鐵路為名，深入中國腹地，四處搜羅情報，才逐漸畫出侵華的路線圖。
九一八國仇深重，從外公給孩子起名，我以為能看出他的政治理想和對國家的祝愿。大兒子錢大匡，匡正國本驅逐外辱;大女兒錢大昭，國運重振正大光明;二兒子錢大復，中華復興再造強國;小女兒錢大蕙，政治清明詩禮之邦。積貧積弱令很多社會精英對國運絕望透頂，外公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仍堅信祖國能恢復大中華的往日輝煌，遂以四個孩子的名字描繪出心目中的國勢藍圖的四部曲。
但美好的理想需要腳踏實地的奮斗，也必須直面慘痛的現(xiàn)實與國人的血淚。也就在他孩子相繼出世的幾年，他動筆南明史。對應日本人當年的構想，他要通過自己的研究，撰寫一部悲劇史書，探尋出明末中國是怎么眾不敵寡以強落敗，被打得跪地投降的，以幫助同胞抗日，幫助未來的'中國找到相反的經驗和出路。
從南明史出版經歷看學術圈內外
作為普通讀者的代表，我雖知道外公南明史的偉大意義，但讀懂讀透并不容易�；突�300萬字，剛開始就能把人搞懵，沒有點古文功底，可以說是寸步難行。外公的小女婿袁先壽為南明史的義例部分考注，字數(shù)是原有的十倍還多!
南明史書稿的出版，為什么拖了那么長的時間?其中有說不完的故事。就說點校這事兒吧，1990年代以后，中國人頭腦活泛了，出版社喜歡掙錢的教輔類書籍，明清史研究者忙著寫電視連續(xù)劇。父親錢海岳的大女婿堵仲偉，拿著外公的書稿，想盡快完成外婆臨終心愿，四處出擊，碰了很多釘子。一般學者有兩個要求，一是巨額點校費，二是和錢海岳共同署名。我們不能接受，這部南明史凝結著一個人的生命，不是在市場上看到的文字垃圾!
而說到出版，那些所謂讀書人在我們面前展現(xiàn)的一般是兩種嘴臉，先是捧，把出版的重要性說到天高，然后一抹臉露出商人的本性，不是談錢就是要他需要的政績，真是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一個博士頭銜的編輯部頭目就對父親說：南明史在這個時候不算什么了，我說它有價值就有價值，沒價值就沒價值。說到底，我們出書就是為了顧頡剛的序和柳亞子的題名，要不怎么出得出來?說到底，南明史對國家民族的價值、史學價值和外公這個人的價值，都必須附庸在兩位名人的身上。他們需要名人來抬高自己的工作，好到國家重要部門去要錢要榮譽。
父親為人正直工作拼命，在軍內受人敬重。我出了校門就進報社，沒受過什么委屈。但為了外公的南明史，我們經常灰頭土臉。一次，父親派我前往外地一所全國重點大學歷史系找一個別人推薦的副教授。我扛著兩大紙箱書稿復印件虔誠請求，對方直接提出，點校太費時間，給他的點校費太少。我只好卑微地說，請看在此書對國家民族和歷史的價值面上，通融一下，會署上您點校之名。這善解人意的副教授指了兩條出路給我：一、你是大報記者，你幫我盡快評下教授，幫我的弟子解決副教授職稱;二、聽說你父親是某級干部，讓他走后門出面給我爭取社科基金20幾萬元。
我心里明白，這種交易，受過黨正統(tǒng)教育的父親是無法接受的。報紙乃國家公器，給他弄教授我無能為力也有悖外公做人準則。從那所曾經培養(yǎng)出很多著名人物的大學出來，我孤零零上了火車，不僅沒完成老爸交與的任務，而且被兩箱書稿壓得手腳都在抖。車一啟動我就哭了。怎么就那么難呢?天意弄人，外公的書看來只能藏諸名山等待后來人的慧眼了。如果不是中華書局當時的老字輩退休編輯劉德麟和初出茅廬沖勁十足的小字輩俞國林，我們可能真要被迫把外公書稿交給香港或臺灣人(柳亞子在美國的兒子也曾表示要拿到美國去)來出版了。
我好幾次在國家大劇院看《桃花扇》，也專程到蘇州昆劇博物館看輕歌曼舞，經常很遺憾。同樣這段歷史，清朝人孔尚任都知道以妓女李香君與書生侯方域的愛情悲歡來展現(xiàn)，多么通俗多么好傳播呀!
同樣，明末將領袁崇煥在菜市口行刑，百姓相信奸臣挑撥，以為是他出賣了國家利益，竟然群起食其尸肉，令這一抗清英雄下葬時骨肉不全。為他昭雪，金庸不惜專門寫了一部武俠大戲《碧血劍》。青春少年愛讀《碧血劍》是顛倒于袁承志與溫青青、金蛇郎君與仇人女兒溫儀的愛情故事，但成年后重讀，我才明白作者寫作的真實動因是那條暗線讓年輕人永遠記住袁崇煥的千古奇冤。
而網(wǎng)絡雄文《明朝那些事兒》更是用淺顯直白、無厘頭的語言將明朝歷史寫進人心，讓普羅大眾也理解了明末的中國有多么的發(fā)達和先進。
而外公卻用如此古奧的語言，以大眾看不懂的駢體文寫作，幾乎讓重要的歷史教訓進了故紙堆。要不是我父親奮力挽救，險些沉寂百年。這些都是我一直對外公南明史的遺憾。
前幾年，電影《色戒》大熱、胡蘭成等漢奸文學大熱、岳飛文天祥被說成不是民族英雄、秦檜翻案思潮泛起。家母一天在飯桌上評論：他們不知道亡國奴的感受。用她這種邏輯判斷，我漸漸理解了外公。
當時的大上海、無錫城也有很多識時務的聰明人，他們游走于租界之際，寄情于風月之間，何其瀟灑。這些所謂知識分子在盛世不思危，整天麻痹大眾;到國難當頭了就趕緊往外飛。今天如果遇到這樣的人，不知誰能識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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