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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約的故事
導(dǎo)語：沈約是南朝時的著名文學(xué)家，對我國詩歌發(fā)展有著重要影響。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guān)于沈約的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漢族，吳興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宋、齊、梁朝時期)文學(xué)家、史學(xué)家。出身于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虜將軍。父親沈璞，南朝宋淮南太守，元嘉末年被誅。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xué)，博通群籍，擅長詩文。歷仕宋、齊、梁三代，后助梁武帝登位，為尚書仆射，封建昌縣侯，后至尚書令，卒謚隱。
沈約是齊、 梁文壇的領(lǐng)袖，學(xué)問淵博，精通音律，與周颙等創(chuàng)四聲八病之說，要求以平、上、去、入四聲相互調(diào)節(jié)的方法應(yīng)用于詩文，避免八病，這為當時韻文的創(chuàng)作開辟了新境界。其詩與王融諸人的詩皆注重聲律、對仗，時號“永明體”，是從比較自由的古體詩走向格律嚴整的近體詩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
著作有《宋書》、《沈隱侯集》輯本二卷。又曾著《四聲譜》、《齊紀》等，已佚。
早年經(jīng)歷
沈約出身于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虜將軍。父親沈璞，南朝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誅。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xué)，博通群籍，擅長詩文。
三朝為官
在宋仕記室參軍、尚書度支郎。
在齊仕著作郎、尚書左丞、驃騎司馬將軍，為文惠太子蕭長懋太子家令，“特被親遇，每直入見，影斜方出”。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招文學(xué)之士，沈約為“竟陵八友”之一，與謝朓交好。
齊梁禪代之際，他幫助梁武帝蕭衍謀劃并奪取南齊，建立梁朝。曾為武帝連夜草就即位詔書。蕭衍認為成就自己帝業(yè)的，是沈約和范云兩個人。蕭衍封他建昌縣侯，官至尚書左仆射，后遷尚書令，領(lǐng)太子少傅。
晚年生涯
晚年與梁武帝產(chǎn)生嫌隙。天監(jiān)十二年八月十五日(513年)，沈約卒于任，時年七十三，歸葬藺村(今浙江德清縣新安鎮(zhèn)群益村百子堂)。詔贈本官，賜錢五萬，布百匹。有司謚請謚沈約為“文”，梁武帝道：“懷情不盡曰隱。”故改謚為“隱”。
沈約是“神不滅”論的積極維護者。南朝時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現(xiàn)了反佛的斗士。劉宋時期的史學(xué)家范曄是一位無神論者;蕭齊時，竟陵王蕭子良“精信釋教”，而他的屬官、無神論思想者范縝則“盛稱無佛”。
梁武帝天監(jiān)六年(507年)，范縝的《神滅論》公諸于世，產(chǎn)生了更大的影響。梁武帝是一個佞佛的皇帝，他動員王公朝貴六十余人著文圍攻范縝，范縝在理論上終不后退，顯示了他的無神論思想的堅定性。在這次激烈的思想辯難中，沈約先后寫了《答釋法云書難范縝神滅論》、《形神論》、《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六道相生作佛義》、《因緣義》等文。
沈約用壽、夭來說明形神之別是一種詭辯;宣揚“養(yǎng)形可至不朽”。他的“神不滅論”還帶著濃厚的世俗等級色彩，即“圣人”之“神”可以“長存”，而“凡人”之“神”還是要堙滅的。這顯然是為了用“神不滅論”來“證明”現(xiàn)實等級社會的“合理”。宗教觀念和等級觀念在這里是結(jié)合在一起了。
沈約所撰的《內(nèi)典序》、《佛記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復(fù)宣揚這些觀點。這種觀點在《宋書》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靈驗的故事出現(xiàn)的，有的是以“天命”所歸的說教出現(xiàn)的。
主要成就
史學(xué)成就
沈約極富史學(xué)才能，其史書除《宋書》外，還有《晉書》一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
1、創(chuàng)作經(jīng)歷
在沈約之前，已經(jīng)有人開始撰寫南朝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了。最早撰寫劉宋國史的是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時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紀、傳和《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傳只寫到宋武帝時期的一些功臣。后來，又有山謙之、蘇寶生等相繼續(xù)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廢。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負責(zé)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礎(chǔ)上，寫成國史六十五卷，上起東晉末年，下迄大明時期。所有這些，都為沈約撰《宋書》提供了文獻資料。
沈約接受撰寫宋史的任務(wù)，是在南齊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書》紀、傳七十卷。起于東晉安帝義熙之初，終于宋順帝升明三年(479年)，記東晉末年及劉宋一代史事。這是沈約撰寫《宋書》的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宋書》八志三十卷的撰成。從《宋書》志避梁武帝父親和梁武帝本人的諱來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時期。沈約撰《宋書》的經(jīng)過大致如此。
2、傳體特點
《宋書》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書》的傳，與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創(chuàng)立家傳的形式。以前史書列傳所記人物，一般不附記傳主后人之傳，而《宋書》則改變此例，開以子、孫之傳附父、祖之傳的先聲。故《宋書》所記人物，多為門閥地主，而且把門閥士族所重視的家傳也引入正史了。如《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傳》，后面就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佑”等人的傳;卷七十七《沈慶之傳》，后面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見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之從弟法系”等傳。這種家傳式的列傳，在《宋書》里是不少的。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居于統(tǒng)治地位，社會風(fēng)氣崇尚門第、家族史和譜系之學(xué)在史學(xué)上的反映。
第二，創(chuàng)《索虜傳》以記北魏史事，正如北齊人魏收撰《魏書》以《島夷傳》記南朝史事一樣。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學(xué)上的一種特殊的反映。
第三，在類傳中增立《孝義傳》，提倡“孝行”、“孝廉”。這是魏晉統(tǒng)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遺風(fēng)。
3、志的特色
《宋書》的志，也很有特色。
一是八志多從三國講起，有的更追述到東漢，表明作者極重視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這是中國史學(xué)的一個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書》志的緣起，也講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謂“淵流浩漫，非孤學(xué)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梁朝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于志。”他的這句話被后來的史家一再引用，說明中國古代史學(xué)家在這個問題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感受�！端螘返摹吨拘颉肥且黄豢刹蛔x的好文章。
二是《宋書》的《禮志》和《樂志》分別占了五卷和四卷，幾乎占了整個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東晉南朝門閥士族十分講究禮法。《宋書·王弘傳》記王弘說：“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后人皆依仿之，謂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書還說;“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真不愧是門閥土族講究“禮法”的楷模�！端螘分匾暥Y志、樂志，洽是這種社會風(fēng)氣的反映。三是《宋書·州郡志》詳盡地記述了東晉以來北方人口南遷及僑置郡縣的具體情況，是一篇反映人口變動和區(qū)域建置變動的重要文獻。《州郡志》序說;“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時社會的動蕩于此可見一斑。四是創(chuàng)立《符瑞志》，從遠古到劉宋，歷舉許多神怪荒誕之事，宣揚“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yīng)”。因而它的糟粕就更多一些。不過，它也講到一些自然現(xiàn)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學(xué)眼光來看待的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在沈約同時和沈約以后，還有一些人撰寫過劉宋皇朝時期的歷史，但都失傳了。因此，《宋書》的價值就越發(fā)顯得重要了。
但是，沈約在南朝的劉宋、蕭齊和蕭梁都曾任重官，所以在為齊武帝撰《宋書》時，曾經(jīng)因為武帝曾在宋朝皇帝任官職而避諱了很多從宋孝武帝到宋明帝時期的史實。民國史學(xué)家蔡東藩曾認為《宋書》諱莫如深。
文學(xué)成就
沈約詩文兼?zhèn)洹．敃r的許多重要詔誥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筆，在齊梁間的文壇上負有重望�！赌鲜贰贩Q：“謝玄暉(謝朓)善為詩，任彥升(任昉)工于筆，(沈)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鐘嶸《詩品》將沈約的詩作定為中品，評道：“梁左光祿沈約。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yōu)。詳其文體，察其馀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于經(jīng)綸，而長于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在“永明體”詩人中，沈約占有重要地位。鐘嶸以“長于清怨”概括沈約詩歌的風(fēng)格。這種特征主要表現(xiàn)在他的山水詩和離別哀傷詩之中。
與同時代的“二謝”等人相比，沈約的山水詩并不算多，但也同樣具有清新之氣， 不過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種哀怨感傷的情調(diào)。如《登玄暢樓》，寫景清新而又自然流暢，尤其是對于景物變化的捕捉與描摹，使得詩歌境界具有一種動態(tài)之勢。其《秋晨羈怨望海思歸》，境界闊大高遠，給讀者展示出天水一色、煙波浩淼的海天景色。結(jié)合詩題來看，海天的空曠遼遠，正反襯出“羈怨”之情與“思歸”之念。此類詩歌在齊梁山水詩中，亦不失為上乘之作。此外，像“日映青丘島，塵起邯鄲陸。江移林岸微，巖深煙岫復(fù)”(《循役朱方道路》);“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fēng)”(《游沈道士館》);“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泛永康江》)等描寫山水的詩句，皆令人耳目一新。
沈約的離別詩也同樣有“清怨”的特點，如最為后人所稱道的《別范安成》，將少年時的分別同如今暮年時的分別相對比，已經(jīng)蘊含了深沉濃郁的感傷之情;末二句又用戰(zhàn)國時張敏和高惠的典故，更加重了黯然離別的色彩。全詩語言淺顯平易，但情感表達得真摯、深沉而又委婉，在藝術(shù)技巧上具有獨創(chuàng)性。沈德潛評此詩：“一片真氣流出，句句轉(zhuǎn)，字字厚，去‘十九首’不遠。”
沈約的悼亡懷舊之詩，“清怨”的色彩更加突出，如《悼亡詩》，前半以大自然的永恒來反襯人生易逝、一去不返的悲哀;后半將悲傷的情感同凄涼的環(huán)境融為一處，情狀交現(xiàn)，悲愴靡加。
除離別哀傷之作外，沈約的抒懷之作如《登高望春》、《古意》、《傷春》、《秋夜》以及樂府詩《臨高臺》、《有所思》、《夜夜曲》等，在沈約集中皆為上乘之作，而且也都具有“清怨”的風(fēng)格特征。
音韻學(xué)說
南朝齊永明年間，佛教盛行，佛經(jīng)梵音對四聲的創(chuàng)立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周顒著《四聲切韻》，提出平上去入四聲。沈約與謝朓、王融、范云等人一起，將四聲的區(qū)辨同傳統(tǒng)的詩賦音韻知識相結(jié)合，規(guī)定了一套五言詩創(chuàng)作時應(yīng)避免的聲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記之“八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鈕、正鈕等八種聲病，“八病”具體為何，說法不一。“四聲八病”說為后來產(chǎn)生近體詩奠定了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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