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對魏晉文化的影響
導語：玄學是道教與儒教的交融發(fā)展，在魏晉時期，玄學一度成為主流思潮。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于玄學對于魏晉文化的影響，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郭沫若曾說過，“道家思想可以說壟斷了二千年來的中國學術界”。也許此話過于片面，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道教確實在許多方面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道教所傳承的道家思想，對魏晉玄學、隋唐重玄學和宋元明清內(nèi)丹學的產(chǎn)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道教在學術領域占有重要地位。哲學上，道教的宇宙本體論和陰陽轉(zhuǎn)化、規(guī)律運動的辯證思維法，是被普遍接受的傳統(tǒng)世界觀和方法論，尤其是辯證思維法至今還有著重要影響。后來對中國文化影響很大的佛教，它的傳播也借助了老莊玄學，禪宗的宗旨方法更是深受莊子學說的啟發(fā)。在唐代，道教重視玄學，因此在理論思辨方面非常精致。在唐代萌芽、在宋明時期盛行的道教內(nèi)丹心性論，也是中國古代心性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道教與儒家、佛教在思想上的互相吸收滲透，大大促進了中國學術思想的發(fā)展，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根基。比如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朱熹，對道教經(jīng)典進行了認真的研讀。他曾經(jīng)說自己是“終朝讀道書”，并且托名為“空同道士鄒欣”給道經(jīng)《周易參同契》作注。其次，道教秉承道家思想認為“身國同治”、“內(nèi)圣外王”，強調(diào)“無為而治”。漢朝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鼎盛時期都使用“內(nèi)用黃老、外示儒術”的治國方針，因此道教在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在文學藝術的領域，道教的自然情懷更是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傳統(tǒng)文藝的審美觀，音樂、文學、繪畫等無不可追尋道教的蹤影。六朝時期志怪小說的繁榮是由道教的流行直接促成的，十分有名的志怪小說《搜神記》便記載了許多道教故事。此外，盛行的游仙詩也是一種以歌詠神仙漫游之情為主題的詩篇。唐詩華麗的風格是受道教渲染所形成的。在“詩仙”李白所作的詩中，涉及道教內(nèi)容極多，范文瀾更是在《中國通史》中稱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宋詞中大量詞牌名源自道教，如《瀟湘神》《望仙門》《臨江仙》《女冠子》《獻仙音》等等，都和道教神仙故事有很大關聯(lián)。而宋代如蘇軾、秦觀、黃庭堅、柳永之類的填詞大家，都有以道教為題材的詞作。元曲中神仙飛升題材的曲目并不少見，而當時的“神仙道化劇”更是專門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飛升的故事的。作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馬致遠，現(xiàn)存的神仙道化劇就有《馬丹陽三度任風子》《西華山陳摶高臥》《開壇闡教黃粱夢》和《半夜雷轟薦福碑》四種。明清小說大都都含道教思想，神仙濟世的主旨尤其在大量神魔小說中得到體現(xiàn)。小說中大多形成了“智者形象道士化”的傳統(tǒng)，連四大名著也不例外�！段饔斡洝分谐錆M了“木母”、“金公”、“黃婆”等道教丹法術語;《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登壇借東風等是道教思想的反映;《水滸傳》以“張?zhí)鞄熎盱烈?rdquo;作為發(fā)端;《紅樓夢》的開端也是由空空道人把“石頭記”抄下來傳到人間。另外，明朝盛行的青詞也是受道教影響衍生出來的產(chǎn)物。道教“大象無形、大音希聲”的思想也深刻影響著中國藝術追求寫意、神似的風格和神韻，王羲之、顧愷之、吳道子、鄭板橋等書畫家的'作品都深受道教思想浸潤。
道教對國民性格的塑造作用也是無與倫比的，它在國人的倫理道德、性格心理和民族凝聚力等發(fā)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道教不僅奉行“尊道貴德”，還提倡“忠孝仁義”，影響了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道教崇尚以柔克剛、上善若水，促成了國人含蓄、內(nèi)斂的性格心理;道教陰陽協(xié)調(diào)、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國人的辯證思維方式的基礎;道教逍遙灑脫的精神，塑造了國人熱愛生活的品性;道教宣揚始祖軒轅黃帝，使得海內(nèi)外華人都尊黃帝為祖宗，形成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凝聚力。就像周作人認為的：“平常講中國宗教的人，總說有儒釋道三教，其實儒教的綱常早已崩壞，佛教也只剩了輪回因果幾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還流行民間，支配國民思想的已經(jīng)完全是道教的勢力了。照事實看來，中國人的確都是道教徒。”
中國的四大發(fā)明中，火藥是源自道士煉制外丹，而且指南針和印刷術的發(fā)明也和道教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事實上，道教對科學技術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道教的煉丹術深化了人們對藥物性質(zhì)的認識，同時也大大推動了制藥學的發(fā)展。甚至可以說，煉丹術是中國古代化學的濫觴。此外，道教追求延年益壽，這極大地推動了醫(yī)藥學、養(yǎng)生學的發(fā)展。道教不僅促進了中醫(yī)對人體中的氣化、經(jīng)絡、氣、氣血等方面的探索，還提出了養(yǎng)命與養(yǎng)性理論，極大地豐富了中醫(yī)思想。另外，道教醫(yī)學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更是總結(jié)出了推拿、食療、針灸等醫(yī)療方法。東晉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和孫思邈等都是著名的道醫(yī)。特別是孫思邈，被尊稱為“藥王”，在民間有著很高的地位。他編寫的《備急千金要方》不僅收集了東漢以來許多醫(yī)方、醫(yī)論、針灸、用藥等基本成果理論，以及食療、服餌、按摩、導引等養(yǎng)生方法，還記載了他多年的臨床經(jīng)驗，對我國醫(yī)藥學特別是方劑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晚年他又編寫了《千金翼方》，對《備急千金要方》作了全面的補充，尤其是本草、傷寒、中風、雜病和瘡癰等部分的內(nèi)容最為突出。這兩本書被后人通稱為《千金方》，在我國醫(yī)藥學的發(fā)展歷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總之，千百年來，道教文化廣泛地滲透到了民眾的生活中，對中國古代的社會習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產(chǎn)生過深遠的影響。難怪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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