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生平介紹
司馬光因“司馬光砸缸”而著名，事實上，他還是一個鼎鼎有名的史學家。下面是語文迷小編收集整理的關(guān)于司馬光的生平介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夏縣涑水鄉(xiāng)人，生于河南省光山縣，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nèi)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后，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專心編纂《資治通鑒》，用功刻苦、勤奮。用他自己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志》，作為封建統(tǒng)治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zhàn)國迄秦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shè)局續(xù)修。神宗時賜書名《資治通鑒》。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diào)祖宗之法不可變。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xù)編撰《通鑒》，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他從發(fā)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傳郎，數(shù)月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祐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立志編撰《通志》，作為統(tǒng)治者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zhàn)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覲宋英宗，英宗命設(shè)局續(xù)修，并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即位后，以其書“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為寫序。此時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馬光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diào)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xiàn)陜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xù)編撰《通鑒》，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后，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數(shù)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司馬光執(zhí)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shù)”，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shù)萬人，家家掛像，飯食必祝”。死后，宋哲宗將他葬於高陵。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對司馬光的為人，朱熹評論：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錄》卷7）
擴展資料：
反新法
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人士，他跟主持變法的王安石發(fā)生了嚴重分歧，幾度上書反對新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彼抉R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jīng)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yīng)偏重于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nèi)，即使改革，也定要穩(wěn)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司馬光的主張雖然偏于保守，但實際上是一種在“守�！被A(chǔ)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變法中出現(xiàn)的問題，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實和用人不當?shù)惹闆r，從側(cè)面證明司馬光在政治上還是老練穩(wěn)健的。
可以使用一句話來評價司馬光的一生：其實司馬光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這兩件事情編寫《資治通鑒》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注意就是：司馬光之所以與王安石政見不和僅僅是在政治觀點上有分歧，在本質(zhì)上都是為國為民的真君子——純粹君子之爭，絕對不是為了一己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馬光之余也不會由衷的道出：“司馬君實，君子人也！”一個令政敵都嘆為君子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小人！司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為變法問題斗得死去活來之后，司馬光留下了這樣的見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對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無它，唯執(zhí)拗耳”。
有著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馬光，覺察到了變法的不妥，但具體哪里不妥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他不可能作很準確的描述，只能通過變法造成的一些惡果來解釋他反對變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斷和安石爭辯，但缺乏現(xiàn)代經(jīng)濟理論，司馬光無法對變法方案作出有力辯駁。終其所述，只有“不妥”二字而已。結(jié)果造成了神宗誤會他無理取鬧的局面，不得不遠離政治中心，出走洛陽。
還有點要注意就是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斗中不能得勝時，便選擇了回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fù)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然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沒有任何私利，為什么要這樣做？面對身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馬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讓。
元祐更化
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chǎn)者，惟鄉(xiāng)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干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chǎn)者。至于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jīng)重難，別得優(yōu)輕場務(wù)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chǎn)之有？又曰曏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概輸錢，則是賦斂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jiān)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羨余，或一縣至數(shù)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mào)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兇年，無谷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fù)顧，此農(nóng)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并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后差鄉(xiāng)村人戶，每經(jīng)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yōu)輕場務(wù)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余則歸轉(zhuǎn)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強應(yīng)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于富不利于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fù)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fù)差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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