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

　　豐子愷先生曾寫過一篇《吃瓜子》，幽默地說，“中國人人人具有三種博士的資格：拿筷子博士、吹煤頭紙博士、吃瓜子博士”，“但我以為這三種技術中最進步最發(fā)達的，要算吃瓜子”。豐子愷先生并未言明，此處的瓜子是葵花子、西瓜子還是南瓜子，但如今在瓜子界最為流行能占得半壁江山的，當是葵花子了——我們一說瓜子，西瓜子、南瓜子那是要特意說明的，什么修飾不加，那必定是葵花子。

　　瓜子就是葵花子，天經(jīng)地義，以至于讓我們會有一種錯覺，從開天辟地以來，瓜子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零食，向日葵就是我們中國的作物。古裝歷史劇《隋唐英雄·薛剛反唐》有一幕，薛剛的妻子在向日葵地里生下了孩子，大片的金黃，場景很美，而且，向日葵的象征含義是沉默的'愛以及對光明的追求，讓一個新生命在向日葵地里誕生，景色美，寓意好，稍微有點美中不足的是，這一幕根本不可能發(fā)生。

　　因為向日葵這種作物，唐朝人沒見過，宋朝人沒見過，元朝人沒見過，明朝人生得早些，也見不著。向日葵原產(chǎn)于美洲，中國的向日葵是從歐洲引入的。明朝嘉靖年間浙江的地方志《臨山衛(wèi)志》中首次提到了向日葵之名，而萬歷年間的詩人、學者姚旅在他的《露書》中說，“萬歷丙午年(1606年)忽有向日葵自外域傳至。其樹直聳無枝,一如蜀錦開花,一樹一朵或旁有一兩小朵。其大如盤,朝暮向日,結(jié)子在花面,一如蜂窩”。據(jù)信這是中國人最早的對向日葵的描述。那時的向日葵，還有“西番菊”“西番葵”“迎日花”等名字，基本上屬于觀賞性花卉，反正徐光啟的《農(nóng)政全書》和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沒有提過向日葵，這從側(cè)面表明，向日葵和生活離得很遠。

　　然而，明代的《金瓶梅》和清代的《紅樓夢》書中有大量的吃瓜子的描述，他們吃的是葵花子還是西瓜子、南瓜子，成為橫跨植物學界和文學界一個饒有趣味的小問題，四川大學的張箭教授認為是葵花子，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的李昕升博士卻認為只可能是西瓜子。他們探討的一個焦點，就是向日葵何時成為農(nóng)作物，甚而成為大規(guī)模種植的農(nóng)作物。

　　我比較傾向于李昕升博士的看法。他說，清代康熙前期的《花鏡》中說，“向日葵……只堪備員，無大意味，但取其隨日之異耳”，說明清中期以前，向日葵還是觀賞之用。清末光緒年間的《撫郡農(nóng)產(chǎn)考略》中說，“墻邊田畔隨處可種”，說明還是種輔助性作物，未大規(guī)模栽培，一直到民國十九年黑龍江的《呼蘭縣志》中，才有了向日葵“論畝種之”大規(guī)模種植的記載。

　　不禁又要為古人遺憾一下，這么大路貨的零食，清朝以前的人都沒吃過。同時也非常好奇，一百多年里，葵花子是如何戰(zhàn)勝西瓜子和南瓜子，成為零食界之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