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觀后感

　　西安事變的硝煙早已散盡，這段歷史離我們也越來越遠。但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巨大，我們不能忘記。若沒有這次事變，國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沒有這次事變，還會發(fā)生什么……

　　總的來說，該劇依然秉承幾十年來大陸主流觀念對“西安事變”的評價，即認為該事件促成了國共合作全國抗日，“豐功偉績，永載史冊�！辈贿^，該劇不像以前的一些有關影視劇那樣把蔣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賣國賊”，也不再把“西安事變”完全歸結為張學良受共產黨“抗日主張”的“感召”，這使它減少了一些與歷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該劇仍然有意無意地隱去了一些至關重要的歷史事實，比如共產國際在中共從“反蔣抗日”到“聯(lián)蔣抗日”轉變中的關鍵作用，張學良、楊虎城“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決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長期隱藏在其軍隊中的中共黨員和一些被稱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對派”，等等。因此，作為一部“歷史劇”，它帶給觀眾的“歷史認識”仍然不免膚淺和偏頗。

　　西安事變發(fā)生的背景是：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華北相繼淪陷，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后勝利會師。當時的形勢是國難當頭，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成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蔣介石倒行逆施，頑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zhàn)政策不變，仍然調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東北軍、西北軍繼續(xù)“進剿”陜北延安的'紅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東北軍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漸渺茫，反戰(zhàn)情緒日益高漲，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張學良、楊虎城發(fā)動逼蔣抗日的兵諫“西安事變”。

　　以“大歷史”觀來看在“西安事變”歷史舞臺上表演的各方，其“歷史邏輯”也清晰可見：蔣介石有著使中國真正統(tǒng)一的“雄偉抱負”，其在日強中弱的現(xiàn)實下是否真有“攘外”的決心暫且不說，但先“安內”以解除后顧之憂的策略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點兒審時度勢的眼光;中共高舉“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國家和民族的意識，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首先還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過其巧妙地將生存需要附著在了“國家大義”的口號之中;張學良，有“大少爺”的狂傲自大脾氣，懷著殺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恥辱和想開創(chuàng)自己的“新局面”的沖動自然強烈，蔣介石想單純以“親如父子”的感情駕馭他顯然是過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說，當年國、共、張三方在“西安事變”舞臺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這“合理性”既包括他們從各自思想理念出發(fā)對國家命運的關切，也包含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歷史”操縱的結果。

　　在劇中，胡軍扮演的張學良英氣、帥氣、剛毅、果斷、霸氣，些許匪氣，豪爽偉岸，盡顯男子漢的陽剛之氣，又不失兒女情長，想象當年的張學良似乎就應當是這樣。楊虎城老謀深算，沉穩(wěn)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蔣介石兩面三刀、陰險狡詐。宋子文眼界開闊與大氣沉穩(wěn)，宋美玲外交風范與個人魅力，趙四小姐純情溫柔與堅貞不渝，陳誠聰明俊拔與唯命是從，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政治是無情的�！钡拇_，張學良、蔣介石金蘭之交，座上賓、階下囚轉瞬間，令人嘆息和扼腕。張學良和楊虎城當時的悲壯和后來的命運又使人傷感，但我總以為，我們通過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客觀研究，以史鑒今，從而對現(xiàn)在和將來的社會發(fā)展方向有所思索，這卻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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