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讀后感
又在網(wǎng)上看見所謂品人專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帶民族偏見，應當承認康熙雍正強于明朝皇帝，還道歷代帝王就屬明代最差，事實果真如此嗎？若明朝的皇帝個個昏暴懶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來何以維持近三百年之久？嘉靖數(shù)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駕馭群臣，穩(wěn)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僅次于萬歷？論到康熙雍正的勤政愛民，明太祖八天內(nèi)批閱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親歷親為，又哪里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藝術，人盡其用才是棋高一招。勤奮放在個人奮斗也許是美德，可用于帝王身上則是政體不健全導致帝王必須親歷親為的敗筆。真正偉大的帝王，如劉邦，自身可以是流氓草包一個，但只要具備超凡的凝聚力，卻能網(wǎng)羅天下英才盡數(shù)為之所用，這才是真帝王。
此位專家還頗為喜愛賣弄學識，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個殘忍濫殺，針對百姓的惡名。商君的確是主張用權術統(tǒng)馭百姓鞏固政權(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稱平。上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可是統(tǒng)馭百姓不等于反對百姓；鞏固政權也不等于犧牲人民，權術更不等同陰謀，這個邏輯關系一定要理清楚。貫穿全書，商君都在論述如何富強國家造福百姓，這就是很好的證明。當?shù)闷鸨┚崂糁仨氂幸粋�前提，就是其初衷是為了盤剝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壓迫榨取為目的。有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商鞅是個一生“盡公不顧私，極心不二慮”的人。在他的心里，強國和利民是統(tǒng)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無二致地齊心努力。
商鞅或許是把人心簡單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來就為追名逐利，并無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他對于名利的論述甚為詳盡：
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一個個人民在商鞅嚴重儼然變成了一臺臺機器，只會按照大自然為他們編寫好的程序，也就是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溫飽解決了就追逐名利的復制品。因為總結出人性的簡單，商鞅主張用權術賞罰來調(diào)控人心的簡單喜怒志欲，使其無一例外地變成忠心為國的助推器。
如此實用主義的論斷自然招致非議。商君此論，將詩書禮樂，天道人倫至于何地？人與野獸何異？可是請仔細想想，身邊的事情不夠參考就以史為鑒好好照照，人類，尤其是當個別特立獨行的人類湮沒于滾滾人海之中時，何曾跳出過追逐名利的.循環(huán)？談到法律系統(tǒng)，憤世嫉俗一點我甚至能說，法律，尤其是過于寬松的法律，不是給予善類保護，也不是給予惡類警示，而是給予惡類或企圖作惡的人類一個公式計算自己如何能通過卑劣行徑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邊的例子不勝枚舉，路上的司機有幾個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開到多少時速而不被交警攔截？人類在作為一個整體接受評判的時候，為溫飽等基本問題困擾的時候，溫飽解決之后思索淫欲的時候，享有榮華富貴卻貪心不足的時候，在太多太多的時候千萬不要高估了自己，我們就是商鞅筆下的千篇一律。
拋開大眾定律不談，特殊如千古贊頌的人物就能逃脫追名逐利的本性嗎？未必。讀明史認識了方孝儒，那個死忠為國，大義凜然，寧死不屈的形象，那個寧可被誅十族也拒絕低下高貴頭顱的人物，我想沒有人會不為之動容。我們唏噓于方孝儒的堅貞不移和永樂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誅殺女眷無外充官。可是當我們把方先生放到他所在的歷史環(huán)境來看，貫穿他的一生聯(lián)系各類事實來看，卻又能得出另一種結論。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聲稱的那樣，因為歷史證明朱棣是一個比朱允炆稱職百倍的皇帝。此種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節(jié)節(jié)勝利的時候，方先生正在深宮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復古，研究更改官名，應戰(zhàn)不力加上識人不明，此其二過。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時，方先生竟說出誅十族亦何懼的賭氣之言，無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門生的性命，所為何來？還是名聲。名聲他終究是得到了，直到現(xiàn)在人們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喪命的親友家眷呢，卻是永遠地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了。
書生誤國，看來這句話并非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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